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當代藏族作家降邊嘉措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論
中國民族文學網 發(fā)布日期：2024-08-27 作者：蘭潔怡 吳道毅
摘要：當代藏族作家降邊嘉措近六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經歷了早、中、后等三個時期。早期憑借長篇小說《格桑梅朵》在中國文壇嶄露頭角，開創(chuàng)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長篇小說敘事之路。中期展開西藏歷史、文化的多文體寫作，禮贊“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團結精神，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后期對藏區(qū)革命史進行系列化非虛構敘述，展開藏區(qū)革命歷史的多維書寫、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建構或重塑英雄格薩爾形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降邊嘉措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的一條主線，使降邊嘉措文學作品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基金： 中南民族大學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招標項目“當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研究”（JDY24013）
關鍵詞：降邊嘉措;藏族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
降邊嘉措是我國當代藏族作家，其文學創(chuàng)作迄今經歷了近六十年的歷程。近六十年中，降邊嘉措由小說創(chuàng)作走向多文體創(chuàng)作，在西藏歷史和文化書寫中獲得發(fā)展，在藏區(qū)革命史系列化敘述中走向成熟，總體上保持穩(wěn)步創(chuàng)作趨勢。代表作《格桑梅朵》是藏族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漢語長篇小說，降邊嘉措憑借這部小說獲得第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奠定了他在藏族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時隔31年，憑借紀實文學《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降邊嘉措的文學創(chuàng)作經歷了不同時期的階段性變化，不變的是始終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站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格局中觀照和書寫西藏或藏族生活，這對于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民族團結和共同發(fā)展，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
一、早期：開創(chuàng)西藏和平解放的長篇小說敘事之路（1960—1980年）
對降邊嘉措來說，1960—1980年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早期。1960年，他正式動筆寫作小說《格桑梅朵》。在時代和個人情感的召喚下，降邊嘉措開始在中國文壇嶄露頭角，發(fā)表短篇小說《吉祥的彩虹》（1978），出版長篇小說《格桑梅朵》（1980），以藏族作家用漢語長篇小說書寫西藏和平解放題材的方式，確立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題材和手法。綜合來看，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結果，體現(xiàn)了時代、民族與個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相互作用，凸顯出作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自覺。
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由參軍經歷萌發(fā)。寶貴的參軍和進藏經歷為降邊嘉措提供了豐富且獨特的寫作素材，激發(fā)了他贊美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藏族人民的創(chuàng)作熱情。1950年，降邊嘉措響應號召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并隨進藏部隊到達拉薩。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文工團中，參與表演、筑路、聯(lián)系群眾、翻譯等工作，有機會接觸西藏社會生活，這些為他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充足而厚實的素材。進藏部隊和藏族人民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西藏社會發(fā)生的深刻變化，使降邊嘉措的內心產生激蕩，激發(fā)了創(chuàng)作熱情。
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產生離不開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學的影響。降邊嘉措曾說：“《新兒女英雄傳》《保衛(wèi)延安》等革命文藝作品，對我影響很深。《新兒女英雄傳》是寫抗日戰(zhàn)爭的，《保衛(wèi)延安》是寫解放戰(zhàn)爭的，它們勾起了我最初的創(chuàng)作沖動！”①孔厥和袁靜合著的《新兒女英雄傳》敘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與日寇英勇作戰(zhàn)取得勝利的故事；杜鵬程的《保衛(wèi)延安》取材于1947年中國共產黨保衛(wèi)延安的戰(zhàn)事，表現(xiàn)英雄連保衛(wèi)延安、浴血奮戰(zhàn)的過程，正是這兩部作品使降邊嘉措產生了創(chuàng)作《格桑梅朵》的沖動。這兩部小說的寫作手法，也為《格桑梅朵》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效的經驗借鑒。正如降邊嘉措所說：“我以為《新兒女英雄傳》和《保衛(wèi)延安》，講的就是作者親身經歷的事，把那些事如實地寫下來，就是小說。《格桑梅朵》的初稿也是這么寫的。”②
降邊嘉措受到田漢話劇《關漢卿》《文成公主》的積極影響。《關漢卿》揭露舊時代的社會黑暗和統(tǒng)治者的野蠻，《文成公主》歌頌民族團結，直接影響了《格桑梅朵》的主題表現(xiàn)，如揭露西藏封建農權社會的黑暗，表現(xiàn)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對人民的殘害，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藏族人民為加強民族團結而進行的斗爭等。
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受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影響。他堅持以《講話》為指針，自覺貫徹了《講話》關于文藝書寫人民、表現(xiàn)人民反抗和斗爭等觀念。正如降邊嘉措在《格桑梅朵》創(chuàng)作談中所說：“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并不懂什么創(chuàng)作規(guī)律……要說有什么指導思想，那就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③《格桑梅朵》描寫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壓迫之下藏族人民非人的生活，贊揚他們的勞動和斗爭，正是貫徹《講話》精神的結果。
此外，降邊嘉措在西南民族學院的進修經歷提升了他的寫作能力、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1954年，降邊嘉措被保送到西南民族學院進修，在進修中學習漢語文化，養(yǎng)成記日記以積累生活素材的習慣。這對于“提高寫作能力、理解能力、分析事物的能力，加深對一些事情的記憶和理解，有很大好處”④，為《格桑梅朵》的創(chuàng)作帶來極大幫助。
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得到了多位出版社編輯特別是著名詩人李季的寶貴文學指導。1963年，降邊嘉措完成25萬字《格桑梅朵》的初稿，這份稿件經過多位編輯之手，收到不同的修改意見。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責任編輯肯定了《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和題材。1974年，《格桑梅朵》被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編輯的手里，“這位編輯對作品逐章逐節(jié)地談了詳盡的修改意見，希望盡快出版”⑤。在多位出版社編輯的指導和幫助下，《格桑梅朵》經過修改，在語言、情節(jié)等方面有了較大的提升，且受到西藏文藝界的重視。正如丹珍草指出的：“1979年夏天，人民文學出版社又派編輯同降邊嘉措一道赴西藏征求意見。他們先后在自治區(qū)文化局、出版局、文聯(lián)籌備組、《西藏文藝》編輯部、西藏軍區(qū)文化處和成都軍區(qū)文化處等單位，召開座談會。”⑥降邊嘉措根據編輯們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改，直到作品達到理想的創(chuàng)作效果。《格桑梅朵》還得到著名詩人李季的特別提攜。在1974年的少數(shù)民族翻譯出版會議上，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的李季注意到，全國還沒有出版一部藏族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又得知降邊嘉措正在撰寫《格桑梅朵》，便第一時間閱讀《格桑梅朵》初稿。隨后針對作品的不足，在人物塑造、結構、語言等方面對作品提出修改意見與指導意見，強調要克服“真人真事的局限”，強化“藝術加工”等。⑦降邊嘉措聽取意見后，大幅度提高了作品的思想藝術水準。
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是民族情感的集中體現(xiàn)。降邊嘉措從小生活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對藏族既熟悉又熱愛，將書寫藏族生活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因此，他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表達藏族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格桑梅朵》通過民歌《格桑梅朵啦》表達藏族人民對吉祥生活的期待，敘述藏族地區(qū)流傳著歌頌和懷念紅軍的民歌和故事，藏族人民希望紅軍能夠再次來到藏區(qū)解救苦難中的西藏人民，表達了藏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愿望。降邊嘉措曾說：“當我寫出第一部長篇小說時，書名就叫《格桑梅朵》，其中包含著多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寄托著我對舅舅的懷念之情，更重要的是，表達了廣大藏族人民渴望過像格桑花那樣美好、幸福的新生活的崇高理想和強烈愿望。”⑧在濃厚民族情感的推動下，降邊嘉措在小說中表達了藏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降邊嘉措還是西藏和平解放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他目睹藏族發(fā)生的種種變化，心中涌動著對藏族前途命運的思考，所以在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中自覺地將藏族的發(fā)展放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大格局中進行思考。《格桑梅朵》認為拯救處于黑暗中的藏族人民，需要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解救苦難中的藏族人民，而西藏的長遠發(fā)展，則需要理論知識的指引和人民的團結。
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xiàn)鮮明的創(chuàng)作特色。首先是開啟西藏和平解放的宏大敘事，率先用長篇小說形式書寫解放軍進藏的偉大歷史進程，展現(xiàn)西藏和平解放與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終結、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的歷史進步，謳歌漢藏團結、國家統(tǒng)一的時代新篇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乏對西藏的書寫。1951年藏族僧人擦珠·阿旺洛桑的詩歌《金橋玉帶》，是西藏當代詩歌的開山之作，詩人以康藏、青藏公路的修建為題材，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團結。1954年，漢族作家徐懷中的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敘述中國人民解放軍克服重重困難修筑康藏公路的故事，歌頌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私奉獻的精神。降邊嘉措的《格桑梅朵》則是藏族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西藏和平解放的長篇小說，開啟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宏大敘事。
其次，反復修改、玉成于琢。《格桑梅朵》的反復修改主要在于增加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突出藏族戰(zhàn)士的成長。降邊嘉措所完成的《格桑梅朵》初稿，僅僅是對發(fā)生在身邊的人和事進行記錄，還缺乏文學作品應有的藝術感染力。正如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所言：“由于作者沒有重點去寫藏族戰(zhàn)士的成長，而是過多的筆墨用來歌頌解放軍，說些感謝的話，結果，解放軍的形象沒有站起來，自己最熟悉的藏族戰(zhàn)士和群眾也沒有寫好。建議作者寫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重點寫藏族戰(zhàn)士的成長。”⑨降邊嘉措虛心接受專家意見，反復修改，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強化了藏族人民從西藏封建農奴轉變?yōu)樯鐣髁x新人的過程，最終取得如期的效果。
最后，濃墨重彩地描繪藏族風情畫卷。藏族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上，擁有廣闊的雪山、草原等壯美的自然風光，積淀了獨特而豐富多彩的民族風俗。以《格桑梅朵》為代表的降邊嘉措早期文學創(chuàng)作，著力渲染高原艱險、壯美的自然景色，展示藏族的森林、山川、湖泊、藍天、草原等生存環(huán)境，描繪郁郁蔥蔥的大森林、高聳入云的冰山雪嶺、連綿起伏的群山、如銀龍飛舞的拉錯雪山以及神奇多變的“神湖”，對藏族文化習俗進行動情的描繪，從而呈現(xiàn)出濃郁的藏族民族、地域特色。
二、中期：展開西藏歷史、文化的多文體寫作（1981—2000年）
1981—2000年是降邊嘉措文學創(chuàng)作的中期。這一時期，降邊嘉措主要創(chuàng)作了藏文版的長篇小說《格桑梅朵》(1981)、長篇小說《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江孜之戰(zhàn)》（1985，與吳偉合著）和史詩故事《格薩爾王全傳》（1987，與吳偉合著）、傳記《班禪大師》（1989）、報告文學《神歌》（1989，與秦文玉合著）、傳記《雪山名將譚冠三》（1996）、散文集《環(huán)繞喜馬拉雅山的旅行》（2000）。相對前一時期，作品的數(shù)量和質量都有突破性的進展，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展開深入挖掘，積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降邊嘉措中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他的藏族身份、革命者身份和學者身份密不可分。降邊嘉措出生在藏族家庭，藏族身份讓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著眼于藏族生活書寫，堅持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挖掘藏族的歷史和文化；長期的革命經歷以及與許多革命人士有深入的交往，形成了他寫作的豐厚土壤，使他能夠從親歷者、見證者、知情者的角度書寫藏族革命歷史。
降邊嘉措出身于藏族家庭，從小生活在藏區(qū)，非常了解藏族，對藏族有天然而深厚的情感，民族身份使他自覺關注藏族的歷史、文化，關心藏族的命運，自覺地把書寫藏族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以個性化的言說方式，使世人觸摸到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核。正因為如此，《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江孜之戰(zhàn)》敘述1904年藏族僧俗百姓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帶領下，英勇抵抗英軍入侵的歷史；《雪山名將譚冠三》以中國共產黨將領譚冠三無私奉獻的一生為著眼點，多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環(huán)繞喜馬拉雅山的旅行》尋訪史詩《格薩爾》在喜馬拉雅山地區(qū)流行情況，挖掘了藏族原始宗教中的“訣本”（藏族云游僧人）、“雍忠”（文化符號）、藏傳佛教的宗教禮儀等獨特的藏族文化。
降邊嘉措青少年時代就參加中國革命，革命者身份使他能夠從親歷者、見證者、知情者的角度切入革命歷史敘述，表達中國革命對于西藏和平解放、民族團結與社會進步的偉大意義。1950年，降邊嘉措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并隨進藏部隊到達拉薩，目睹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過程。在參軍過程中，他與張國華、譚冠三、天寶、李覺等革命將領都有深入的交往，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深刻理解到中國革命對于改變藏族人民命運的巨大歷史意義。因此，他這一時期的作品真實而深刻地表現(xiàn)了西藏解放的歷史進程，表達了中國革命給藏族人民帶來的歷史巨變。
降邊嘉措還有著藏族學者身份，調北京工作后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藏族文學研究室主任、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為史詩《格薩爾》搜集整理和學術研究項目的負責人和學科牽頭人，從事藏族史詩《格薩爾》和藏族文學研究，以及藏族文學翻譯工作，出版學術專著《〈格薩爾〉初探》等。他還多次深入藏區(qū)及周邊地區(qū)開展調查研究，掌握了格薩爾史詩、藏族人民抗英等大量第一手資料。正如他所說：“1982年和1984年，為從事《格薩爾》研究，我兩次到西藏進行學術考察。”⑩為細致了解江孜之戰(zhàn)的歷史，他“拜訪了許多熟悉情況的老人”?。藏族學者身份使得他能夠調動和運用歷史、文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各方面的資源，進行涉及藏族生活的文學創(chuàng)作。正因為如此，降邊嘉措根據公開出版的《格薩爾》異文本、部分手抄本和木刻本、翻譯的資料本、說唱藝人的說唱本以及部分漢譯本等資料編撰出《格薩爾王全傳》，并創(chuàng)作出具有濃厚藏族歷史、文化意蘊的《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江孜之戰(zhàn)》《神歌》《環(huán)繞喜馬拉雅山的旅行》。
降邊嘉措的中期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許多突出的特點，既禮贊“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團結，又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還進行多文體創(chuàng)作。
首先，“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團結是降邊嘉措中期文學創(chuàng)作著力表現(xiàn)的兩個主題。西藏人民把20世紀50年代進藏的人稱為“老西藏”，“老西藏”為西藏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犧牲，在他們身上凝結著“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zhàn)斗，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精神。降邊嘉措也是一名“老西藏”，對“老西藏”的付出以及“老西藏精神”熟悉且敬畏，自覺地把書寫“老西藏”事跡和弘揚“老西藏精神”作為自己的使命。《雪山名將譚冠三》是這方面的代表。在作品中，“老西藏精神”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政委譚冠三身上有著突出的表現(xiàn)。譚冠三身體不好，在雪域高原上行軍呼吸困難，但堅持把馬讓給生病的戰(zhàn)士和女戰(zhàn)士。在和平解放西藏后，譚冠三馬上投入建設西藏的工作，帶領進藏人員和藏族百姓開荒生產、改善西藏的衛(wèi)生環(huán)境，從而推動了西藏的發(fā)展，也加強了民族團結。正如降邊嘉措所言：“我們的老政委譚冠三將軍就是這種‘老西藏’精神的一個光輝代表。”?降邊嘉措在他中期的多部文學作品中禮贊民族團結。《班禪大師》著眼于一生致力于民族團結事業(yè)的十世班禪，展現(xiàn)十世班禪為維護民族團結而殫精竭慮的一生。《雪山名將譚冠三》刻畫譚冠三、張國華、李光明等人物形象，再現(xiàn)了進藏戰(zhàn)士在進藏過程中為促進民族團結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其次，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最突出的是藏族宗教領袖形象和漢族解放軍指戰(zhàn)員形象。藏族宗教領袖形象主要指藏傳佛教中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他們是藏傳佛教中的精神領袖，被信眾視為心中的神，在藏族社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愛國愛教、追求民族團結和擁護祖國統(tǒng)一。在《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江孜之戰(zhàn)》中，面對英軍的入侵，十三世達賴喇嘛堅決反對清政府和噶廈的不抵抗態(tài)度，毅然決然地帶領藏族僧俗百姓英勇抗敵，捍衛(wèi)了民族和國家的尊嚴。《班禪大師》中的十世班禪，為了民族團結和祖國統(tǒng)一殫精竭慮。漢族解放軍指戰(zhàn)員形象指受中央政府派遣進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漢族解放軍指戰(zhàn)員，他們舍小家為大家、不怕吃苦、積極促進民族團結與漢藏人民友誼。如《雪山名將譚冠三》中的譚冠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軍長張國華、譚冠三夫人李光明等人和藏族人民一起和平解放西藏、建設西藏，他們身上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無私奉獻、吃苦耐勞、舍己為人的精神。
最后，多種文體創(chuàng)作并行不悖，具體表現(xiàn)為長篇小說、故事體小說、報告文學與傳記文學的合一。《十三世達賴喇嘛——1904江孜之戰(zhàn)》采取長篇小說的體裁，篇幅長、容量大、人物眾多，結構宏偉，廣泛地反映社會現(xiàn)實，多方面地塑造出十三世達賴喇嘛等人物形象。《格薩爾王全傳》采用章回體小說和韻散結合的史詩故事形式重述格薩爾故事，尤其運用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呈現(xiàn)格薩爾降妖伏魔的各個關鍵點。《神歌》與《班禪大師》則分別采用報告文學和傳記文學的體裁，注重真實性和文學性相結合，以帶有傳奇性的人物作為寫作對象，語言以自然敘述和抒情為主、平實質樸，形成以人物為核心敘述歷史的結構。
三、后期：建構藏區(qū)革命史的系列化非虛構敘述（2001—2018年）
降邊嘉措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2001—2018年進入后期。這一時期主要創(chuàng)作了散文集《陽光下的布達拉》（2004）、傳記《李覺傳》（2004）、傳記文學《雪域雄獅格薩爾》（2006）、傳記《最后一個女土司》（2008）、傳記《藏族老紅軍天寶傳》（2012）、紀實文學《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2013）、《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2016）、傳記文學《英雄格薩爾》（2018），其中《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降邊嘉措后期文學創(chuàng)作離不開其自身的革命情懷、重走藏區(qū)挖掘革命歷史、強烈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以及搶救革命歷史的共同推動，是作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深化與升華的結果。
2010年，降邊嘉措帶著永不衰竭的革命情懷重新回到藏區(qū)，挖掘出許多鮮為人知的革命歷史細節(jié)。降邊嘉措曾回憶說：“2010年初，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組織部分作家進行‘走進紅色歲月’的采風活動，我主動報名，得到批準。去年4月，隨中國作協(xié)采風團到革命圣地瑞金采訪，在長征的出發(fā)地實地考察。”?降邊嘉措后期的寫作愿望是由歷史生發(fā)出來的，許多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藏區(qū)革命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重走藏區(qū)的過程中，他深刻地感受到大量藏區(qū)的革命歷史不為人所知，那些動人心弦的革命場面和鼓舞人心的革命精神被歷史大浪淹沒。于是，他想揭開塵封已久的革命歷史，向世人訴說發(fā)生在藏區(qū)的革命事件。《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挖掘大量紅軍過藏區(qū)的歷史細節(jié)，比如為了讓卓尼土司開倉放糧，周恩來提前做了細致而深入的工作。周恩來通過華爾功赤烈、索觀瀛等上層人士向土司和高僧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勸他們不要聽信國民黨反動派的謠言，要與紅軍合作，支援紅軍北上抗日。
降邊嘉措后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他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有著直接的關系。一方面，強烈民族認同使降邊嘉措在作品中產生出對藏族歷史、文化的天然依賴感與歸屬感，自覺地挖掘與謳歌本民族歷史、文化。《雪域雄獅格薩爾》描述了藏族的煨桑習俗、《英雄格薩爾》對藏族靈魂外寄觀念展開生動細致的描繪、《格薩爾王全傳》描寫了嶺國英雄和各方魔國國王的“寄魂物”，如牛、鳥、湖、山羊、鹿、大帳等，表現(xiàn)了藏族遠古的靈魂觀念。另一方面，強烈的國家認同使降邊嘉措在作品中表達對國家、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敘述國家重大歷史事件，自覺地站在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立場書寫西藏，自覺擁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全景式展現(xiàn)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歷程，立足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格局思考藏族的發(fā)展，將藏族和西藏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國家現(xiàn)代化進程的框架下觀照西藏由封建農奴制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真實而細致地描繪紅軍過藏區(qū)的歷史，歌頌了偉大的長征精神，生動呈現(xiàn)了藏族以及其他西南少數(shù)民族人民在紅軍長征中起到的關鍵作用，尤其是敘述了在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政策下，少數(shù)民族人民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支援紅軍走過雪山草地，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降邊嘉措指出：“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的建立，這個民族曾經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寫藏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也就是從另一個側面寫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正是在國家認同的推動下，降邊嘉措才能夠從國家和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格局來書寫藏族，又能以藏族的歷史為視角思考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命運。
降邊嘉措后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還出于搶救西藏珍貴革命史料、發(fā)揚革命傳統(tǒng)的需要。降邊嘉措深刻認識到，紅軍長征在藏區(qū)傳播革命文化，中國革命帶來西藏和平解放，誕生了寶貴的老西藏精神，革命文化已融入新時代藏族文化之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與革命史有關的人逝世，熟悉革命歷史的人越來越少，大量革命史面臨被人們遺忘的危險。正如他所言：“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們一些‘老西藏’就經常談到，當年率領我們進藏的張經武、張國華、譚冠三、王其梅等首長都已去世，很多老同志也不在了。所幸的是，陳明義、天寶、李覺、劉振國還健在，不少老同志還健在。我們應該抓緊時間，好好地寫一點西藏的事、西藏的人。”?在這一背景下，降邊嘉措出于搶救革命史的目的，在走訪多位革命人士和翻閱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涉藏革命歷史展開敘述，創(chuàng)作了傳記《李覺傳》和《藏族老紅軍天寶傳》。李覺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將領，曾參與抗日戰(zhàn)爭、進軍西藏、建造原子彈等國家重大歷史事件，是國家崛起和發(fā)展的親歷者、見證者。在寫作《李覺傳》過程中，降邊嘉措曾多次拜訪李覺，深入地對他進行訪談，細致了解他參與組織研發(fā)原子彈的情況等。可以說，《李覺傳》是對中國和平解放西藏、建設西藏以及國防建設等歷史的一次搶救性敘述。天寶也是中國革命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他是1935年參加紅軍、三過草地、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難歲月、至今仍健在的為數(shù)不多的藏族老紅軍之一”?。降邊嘉措在《藏族老紅軍天寶傳》中挖掘許多紅軍長征與和平解放西藏的細節(jié)，書寫了天寶作為紅軍戰(zhàn)士經歷的百丈關戰(zhàn)斗等過程。
降邊嘉措后期作品對藏區(qū)革命歷史的書寫，以紅軍過藏區(qū)、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藏區(qū)民主改革為書寫維度，以挖掘藏族追求民族團結和祖國統(tǒng)一為主旨，書寫藏區(qū)人民在中國革命歷程中作出的偉大貢獻。降邊嘉措從紅軍過藏區(qū)史、西藏和平解放史、西藏民主改革史等三個重要的書寫維度展開，增強了藏區(qū)革命歷史書寫的力度，彰顯出中國革命歷史鮮明的民族特色。《最后一個女土司》與《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均記錄紅軍過藏區(qū)史。前者敘述紅軍長征途中的甘孜會師，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合，為紅軍過草地做準備，剛成立不久的博巴政府積極支援和幫助紅軍。后者講述紅軍途經川康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特別是藏族聚居區(qū)的歷程——諸如紅軍在藏族聚居區(qū)建立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格勒得沙”民族自治地方政權，組建丹巴藏族獨立師，頒布一系列民族政策，贏得廣大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真心擁護，藏族群眾為紅軍長征的最終勝利付出巨大犧牲，他們無私地、無償?shù)叵蚣t軍提供各種物資援助。《李覺傳》《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均記錄西藏和平解放史。前者以中國共產黨將領李覺放棄在大城市發(fā)展的優(yōu)越機會、投身和平解放西藏為基點，展現(xiàn)進軍西藏過程的重重困難。后者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地敘述進軍西藏、解放西藏這一偉大的歷程，表現(xiàn)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做出的進軍西藏的英明決策，書寫格達活佛排除萬難、全力推進和平解放西藏的熱忱，展示慕生忠?guī)ьI進藏戰(zhàn)士在青藏高原修筑公路等歷史圖景。
建構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是降邊嘉措后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又一特點。在降邊嘉措看來，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是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表現(xiàn)出革命者為了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堅韌不拔，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西藏和平解放等偉大事業(yè)中發(fā)揮出巨大的作用，因而在自己的后期作品中大力歌頌。《李覺傳》中李覺等身上體現(xiàn)出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李覺始終把個人的選擇與祖國的需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王淦昌在缺乏技術和實驗條件的情況下，為了保證試驗的質量和節(jié)約成本，和其他科研人員一起在簡陋的環(huán)境下做實驗、記錄數(shù)據，最終完成原子彈爆炸試驗。《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中的慕生忠臨危受命，在進藏途中帶領大軍開始艱難的筑路工程，成功修通多條公路；李狄三發(fā)揮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帶頭作用，鼓勵隊員克服困難，堅持“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規(guī)定，帶領進藏人員上山打獵、修筑工事，在極度勞累和嚴重高原癥的情況下光榮犧牲。
重塑英雄格薩爾的形象，是降邊嘉措后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特點之一。面對民族英雄史詩不被其他民族讀者了解的問題，降邊嘉措后期文學創(chuàng)作重述民族文化記憶，重塑民族英雄形象。《雪域雄獅格薩爾》和《英雄格薩爾》均以史詩《格薩爾》的不同異文本為基礎，以格薩爾王征戰(zhàn)四方、降妖伏魔為故事框架，突出表現(xiàn)格薩爾作為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兩部作品在格薩爾王這一形象的重塑過程中，削弱了格薩爾王作為神的無所不能、聰慧超人的特征，凸顯出他作為人的猶豫遲疑、懶惰失落的特征——如在多次降伏妖魔后，格薩爾開始厭倦四處征戰(zhàn)的生活等。兩部作品重塑格薩爾形象，并非只是為了將其世俗化，最終目的是讓不同民族的讀者能夠了解藏族史詩《格薩爾》，進而了解藏族的文化和民族精神。
在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的近六十年里，降邊嘉措始終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來書寫藏族歷史和社會，謳歌國家和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并挖掘出許多頗有價值的歷史內容，從而打開了中國當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境界。
作者簡介：蘭潔怡，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 430074 ;吳道毅，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4。
文章來源：《江漢論壇》 2024年第8期
凡因學術公益活動轉載本網文章，請自覺注明
“轉引自中國民族文學網（http://m.hretse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