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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過對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的294篇樣本文獻的數(shù)據(jù)分析可以看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研究文獻數(shù)量分布較不均衡，以“赫哲族伊瑪堪”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占比接近半數(shù)。樣本文獻刊載于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qū)出版的127種期刊，作者來自中國境內124所機構，位于東北和華北的北方院校和研究院所發(fā)文量較多。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存存在不足之處，需要關注非遺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大遺產觀、非遺系統(tǒng)性保護，以及非遺所體現(xiàn)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前沿領域。

　　關鍵詞：滿通古斯語族;民間文學;非物質文化遺產

 

　　2023年是通過聯(lián)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下文簡稱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文簡稱《非遺公約》)20周年，而中國是最早批約的國家之一。自“非物質文化遺產”(下文簡稱非遺)概念引入中國以來，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展開，作為《非遺公約》中9種保護措施之一的“研究”在各相關學科得到關注和實踐，如今非遺已成為多學科的研究熱點。2006—2021年，國務院先后公布的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下文簡稱國家級名錄),將非遺分為10大門類，民間文學則屬于第一大門類。民間文學“不僅數(shù)量最為浩瀚宏富，而且也最為集中、最為直接地體現(xiàn)著民族精神或稱作民族文化精神。”[1]本文以中國境內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相關研究為關注對象，以中國知網(wǎng)期刊論文為切入點，對中國學界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成果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與述評，回顧該領域研究的發(fā)展脈絡、取得的績及存在問題，為非遺保護工作提供有益參考。

　　一、數(shù)據(jù)來源與研究范圍

　　雖然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豐富多樣，出版和發(fā)表了數(shù)量可觀的學術研究論著和調研報告，但本文僅關注以列入國家級名錄的非遺代表性項目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實踐。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公布的國家級名錄民間文學分類中，分別以“滿族”“赫哲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錫伯族”為關鍵詞，共檢得5個遺產項目，其中新增項目4個，擴展項目1個。此外，被歸入“曲藝”類的兩個非遺項目“赫哲族伊瑪堪”和“鄂倫春族摩蘇昆”更具有民間文學性質，本將其納入研究范圍。為行文方便，上述非遺項目在本文中統(tǒng)稱為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表1顯示本文關注的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及代表性傳承人信息。

表1 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及代表性傳承人表

　

　　以表1列出的項目名稱，分別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共同作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wǎng)期刊數(shù)據(jù)庫“篇關摘”“主題”“全文”字段組合查詢，檢索時間范圍和期刊范圍不限，數(shù)據(jù)最后更新日期為2023年9月19日，去除重復和非論文類文章后，共獲得296篇文獻作為研究樣本。本文將從樣本文獻時空分布、被引情況、作者群體、發(fā)表期刊、研究熱點及趨勢等方面進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和分析和可視化呈現(xiàn)，以此為基礎考察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的學術史和發(fā)展趨勢。需要說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相關文獻都會在篇名、關鍵詞及摘要中包含上述檢索詞；中國知網(wǎng)期刊數(shù)據(jù)庫可能存在數(shù)據(jù)收錄不全和著錄信息不準確的情況；圖書、會議論文、學位論文，以及用民族文字發(fā)表的期刊文章未包含在內，上述情況均會導致本研究的局限性。

　　二、文獻時空分布

　　本文所分析的294篇樣本文獻分布在2005年至2023年19年間，峰值出現(xiàn)在2015年，為32篇，谷值在2005年，為1篇。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研究文獻數(shù)量分布較不均衡，“赫哲族伊瑪堪”最多，達138篇，占46.93%;其次為“滿族說部”,84篇；第三是“滿族民間故事”,42篇；第四位是“鄂倫春摩蘇昆”,37篇；“錫伯族民間故事”位列第五，共11篇；最少的是“鄂溫克族民間故事”,僅有4篇。294篇樣本文獻及各國家級非遺項目研究文獻在各年度分布見圖1。

　　圖1 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樣本文獻年度分布圖(2005—2023)

　　圖1所示，從2005年至2023年，全部樣本文獻數(shù)量從2005年至2011年逐年穩(wěn)步上升，2012年急劇增長，直到2021年基本上保持在高位，整體上呈現(xiàn)波動上升走勢。由于“赫哲族伊瑪堪”研究文獻占比較大，直接影響了全部樣本文獻的走勢。“赫哲族伊瑪堪”研究文獻較為集中地分布在2012年至2021年，這與“赫哲族伊瑪堪”(Hezhen Yimakan storytelling)于2011年被列入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得到了更多關注有關。“赫哲族伊瑪堪”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國家級名錄，被列入《非遺公約》名錄對該遺產項目的影響更為顯著。這一點，也可以從其他未列入《非遺公約》名錄的國家級非遺項目研究文獻的年度分布上得到印證。“滿族說部”“滿族民間故事”等其他5個國家級非遺項目的研究文獻年度分布較為均衡，在文獻數(shù)量上并未明顯受到非遺項目列入國家級名錄的影響。

　　從樣本文獻來源期刊看，294篇文獻刊載于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qū)出版的127種期刊。所有刊物中刊載文章在3篇以上的期刊有24種，其中，《黑龍江民族叢刊》刊載量最高，達29篇。刊載量在10篇以上的期刊有《黑龍江社會科學》(18篇),《滿族研究》(16篇)《社會科學戰(zhàn)線》(12篇),《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1篇),詳見表2。

表2 期刊刊載量排名表

序號	期刊名稱	文獻數(shù)量	序號	期刊名稱	文獻數(shù)量
1	黑龍江民族叢刊	29	13	產業(yè)與科技論壇	4
2	黑龍江社會科學	18	14	文化產業(yè)	4
3	滿族研究	16	15	藝術教育	4
4	社會科學戰(zhàn)線	12	16	學理論	4
5	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1	17	貴州民族研究	4
6	邊疆經濟與文化	9	18	現(xiàn)代交際	3
7	民族文學研究	6	19	文藝爭鳴	3
8	滿語研究	5	20	文化遺產	3
9	民間文化論壇	5	21	西北民族研究	3
10	東北史地	5	22	藝術研究	3
11	通化師范學院學報	5	23	大連民族大學學報	3
12	黑龍江史志	4	24	大眾文藝	3

　　序號期刊名稱文獻數(shù)量序號期刊名稱文獻數(shù)量1黑龍江民族叢刊2913產業(yè)與科技論壇42黑龍江社會科學1814文化產業(yè)43滿族研究1615藝術教育44社會科學戰(zhàn)線1216學理論45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117貴州民族研究46邊疆經濟與文化918現(xiàn)代交際37民族文學研究619文藝爭鳴38滿語研究520文化遺產39民間文化論壇521西北民族研究310東北史地522藝術研究311通化師范學院學報523大連民族大學學報312黑龍江史志424大眾文藝3

　　從樣本文獻所載期刊地理分布來看，出版地在黑龍江的期刊最多，共29種，刊載樣本文獻總數(shù)達112篇，占總數(shù)的38.1%,具有絕對優(yōu)勢。此外，吉林、北京、遼寧、河北的期刊也相對較多，期刊數(shù)量和樣本文獻刊載量分別為吉林13種38篇，北京18種34篇，遼寧13種33篇，河北5種10篇。在黑龍江、吉林、遼寧出版的樣本文獻占總數(shù)的62.24%,而東北三省正是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分布較多的地區(qū)，二者具有高度重合性。

　　三、核心作者、研究機構及合作網(wǎng)絡關系

　　作者的發(fā)文量和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作者在某一領域的學術貢獻。本文的樣本文獻共來自293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共203位),總被引量為902次。根據(jù)普萊斯定律，核心作者最低發(fā)文量計算公式為mp=0.749npmax?[4],在本研究中，npmax(統(tǒng)計時段內發(fā)表論文最多的作者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為12,那么可以計算出mp=2.56,按照取整原則，即發(fā)表3篇及以上論文的作者為核心作者候選人；核心作者發(fā)文累計最低被引量公式為mc=0.749ncmax?[4],本研究中ncmax(統(tǒng)計時段內發(fā)文累計被引量最多的作者被引量)為58次，可以計算出mc=5.7,按照取整原則，發(fā)文累計最低被引6次及以上的作者可成為核心作者候選人。綜合發(fā)文量和被引量兩方面因素，將二者權重值分別設定為0.5和0.5,使用綜合指數(shù)計算公式zi=xixˉ×100×0.5+yiyˉ×100×0.5,測算核心作者候選人的綜合指數(shù)，公式中xˉ為核心作者候選人平均發(fā)文量，xi為第i位候選人累計發(fā)文量；yˉ為核心作者候選人發(fā)文平均被引量，yi為第i位候選人累計被引量[2]。本文的樣本文獻第一作者人均發(fā)文1.45篇，平均被引量4.4次，其中發(fā)文最多的是高荷紅，累計發(fā)文12篇，也是被引量累計最高的作者，累計被引量58次。根據(jù)核心作者最低發(fā)文量計算公式和最低累計被引量計算公式對樣本文獻進行統(tǒng)計和查重，最終得出49位核心作者候選人，再根據(jù)綜合指數(shù)排序，將綜合指數(shù)大于350的作者篩選出為核心作者，見表3。

 

表3 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核心作者表

　　

　　續(xù)表

序號	姓名	發(fā)文量【注文2】(篇)	被引量(次)	綜合指數(shù)	所屬機構	地區(qū)
2	周惠泉	6	43	695.53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師范大學	吉林
3	江帆	5	36	581.50	遼寧大學文學院、沈陽音樂學院	遼寧
4	王曄	4	33	512.93	齊齊哈爾大學音樂與舞蹈學院	黑龍江
5	富育光	3	36	512.54	吉林省民族語宗教研究中心	吉林
6	邵麗坤	8	19	491.77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吉林
7	劉敏	4	21	376.57	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	黑龍江
8	侯儒	6	14	365.99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黑龍江
9	汪立珍	3	23	364.81	中央民族大學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系	北京
10	詹娜	4	19	353.84	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	遼寧

　　序號姓名發(fā)文量【注文2】(篇)被引量(次)綜合指數(shù)所屬機構地區(qū)2周惠泉643695.53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吉林師范大學吉林3江帆536581.50遼寧大學文學院、沈陽音樂學院遼寧4王曄433512.93齊齊哈爾大學音樂與舞蹈學院黑龍江5富育光336512.54吉林省民族語宗教研究中心吉林6邵麗坤819491.77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吉林7劉敏421376.57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黑龍江8侯儒614365.99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黑龍江9汪立珍323364.81中央民族大學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系北京10詹娜419353.84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遼寧

　　樣本文獻的293位作者來自中國境內124所機構，發(fā)文量在10篇以上的機構有7所，分別是：佳木斯大學(31篇)、吉林省社會科學院(25篇)、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篇)、中國社會科學院(17篇)、中央民族大學(16篇)、哈爾濱師范大學(12篇)、黑龍江大學(10篇)。(3)從地理分布上看，仍是位于東北和華北的北方院校和研究院所發(fā)文量較多。

　　圖2 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樣本文獻作者和研究機構共現(xiàn)網(wǎng)絡關系圖譜

　　從合作研究情況來看，不論是作者間合作還是機構間合作，合作研究占少數(shù)，以獨立研究為主。294篇樣本文獻中獨著210篇，占71.43%,合著84篇，占28.57%。合著文章的作者合作方式多樣，同機構合作的共45篇，占53.57%,跨機構合作的共39篇(其中跨省合作9篇，跨境合作1篇),占46.43%。將全部樣本文獻導入CiteSpace (6.2.R5)軟件可以生成作者共現(xiàn)網(wǎng)絡關系圖譜和機構共現(xiàn)網(wǎng)絡關系圖譜(見圖2),來考察這一領域的學者合作交流情況。根據(jù)作者共現(xiàn)網(wǎng)絡關系圖譜顯示，共有293個節(jié)點(代表作者),150條連線(代表作者間的合作關系),網(wǎng)絡密度為0.0035,整體網(wǎng)絡結構比較松散，沒有形成明顯的合作網(wǎng)絡關系。而10位核心作者，均是偏重于獨立研究，較少與他人合作。但也可以看到，作者間也有小范圍的合作，如，王丙珍發(fā)表的8篇文章中有4篇是與他人合著，核心作者中周惠泉、江帆、富育光、邵麗坤、劉敏均有1—2篇文章是與他人合作完成的。從機構間合作來看，共現(xiàn)網(wǎng)絡關系圖譜中共有124個節(jié)點(代表機構),57條連線(代表機構間合作關系),網(wǎng)絡密度為0.0075,整體網(wǎng)絡結構也較為松散，僅發(fā)文量較多的佳木斯大學、吉林省社會科學院、黑龍江大學與其他機構有相對較多的合作。

　　四、研究熱點與趨勢分析

　　文章的關鍵詞能夠反映和揭示文章主題，而一個時間段內某一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往往是該領域的研究熱點。本文的294個樣本文獻共有512個關鍵詞，詞頻最高的前四個關鍵詞是“伊瑪堪”(84次),“滿族說部”(59次),“赫哲族”(56次),“非物質文化遺產”(47次)。因所有樣本文獻均是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其中涉及“赫哲族伊瑪堪”和“滿族說部”的文獻共220篇，占比達74.83%,所以，上述四個詞成為最高頻的關鍵詞是必然。鑒于文獻數(shù)量分布不均衡這一事實，只考察關鍵詞詞頻并不能揭示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共同的研究熱點，因此，本文利用CiteSpace軟件的突現(xiàn)詞探測功能，加入時間維度，通過找出較短時間內使用頻率發(fā)生較大變化的關鍵詞，來發(fā)現(xiàn)研究主題的興衰和研究熱點。將294篇樣本文獻導入CiteSpace (6.2.R5)對關鍵詞進行分析，共得到340個節(jié)點(代表關鍵詞),684條連線(代表關鍵詞之間的共現(xiàn)關系),網(wǎng)絡密度為0.0119。將突現(xiàn)度(Burstness)面板中的γ參數(shù)設定為0.3,最低持續(xù)突現(xiàn)年份設定為3,可以得到12個突現(xiàn)詞的圖譜。圖譜中顯示了每一個關鍵詞詞首次出現(xiàn)的年份、突現(xiàn)強度、突現(xiàn)開始年份和結束年份。右側部分的深色粗線代表相對應關鍵詞突現(xiàn)的時長，突現(xiàn)強度值越大意味著該主題研究突現(xiàn)強度越大、受關注程度越高，見圖3。

　　圖3 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樣本文獻關鍵詞突現(xiàn)圖譜

　　注：使用CiteSpace (6.2.R5)生成，原圖為英文，本文作者在原圖基礎上將表項名稱翻譯成中文后制成本圖。

　　根據(jù)圖3所顯示，“滿族說部”突現(xiàn)度最高，也是本研究中關注的6個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中唯一列入圖譜的關鍵詞，這說明，相較于其他非遺項目，“滿族說部”短期內有比較集中的研究成果發(fā)表。2007年至2010年間，有關滿族說部的84篇樣本文獻中有24篇發(fā)表于“滿族說部”突現(xiàn)的4年間，即2007年至2010年，占比達28.57%。突現(xiàn)時間最長的是“保護”,從2006年一直到2012年共7年，突現(xiàn)度僅次于“滿族說部”,表明在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領域，保護是長時間受關注的研究熱點。此外，傳承也是這一領域的關注熱點，“傳承人”和“文化傳承”這兩個關鍵詞突現(xiàn)強度也較高。而從2016年開始，“比較研究”和“新媒體”成為了較長時間內的研究熱點，突現(xiàn)時間都在6年，其中，對“新媒體”的關注持續(xù)到當前的2023年。

　　根據(jù)圖3并結合對樣本文獻的文本細讀，將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的特點、研究熱點的變化及未來趨勢分析總結如下。

　　1.由注重歷史溯源和價值研究轉向注重當代非遺保護傳承實踐。

　　從2006年至2021年，隨著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的“滿族說部”“赫哲族伊瑪堪”“鄂倫春族摩蘇昆”“滿族民間故事”“錫伯族民間故事”“鄂溫克族民間故事”先后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作名錄，相關研究日益增多。由于滿通古斯諸語均處于面臨瀕危狀態(tài)，[3]以語言為載體的民間文學類非遺自然也面臨著傳承困境，因此，學者的研究往往是從非遺項目的歷史淵源、各方面價值和意義論證、面臨的威脅等開始，逐漸轉向當代語境下的保護、傳承及振興。

　　以“滿族說部”研究為例，2007年至2012年，學者側重于追溯非遺項目的歷史淵源和價值論證。如，周惠泉在2007年至2009年集中發(fā)表了多篇論文探討滿族說部的歷史淵源，[4][5]歷史文化價值，[6]以及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的重要意義。[7, 8]這一時期，也有學者關注“滿族說部”的傳承和保護，但也主要是對傳承歷史進行分析闡述，如，富育光通過探析滿族說部與東北民族歷史關系闡釋了滿族說部的傳承情況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生、發(fā)展淵源，進而總結出滿族說部特有的傳承和保護特征。[9]高荷紅考察了“滿族說部”歷史上圍繞杰出傳承人形成的傳承圈[10]和“滿族說部”搜集史。[11]江帆分析了“滿族說部”生成過程及其在傳承和播衍方面封閉單一的特點。[12]從2013年開始，學者們更多地注重“滿族說部”的當代傳承和保護實踐，如，楊晗論述了“滿族說部”等黑龍江省滿族非遺資源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能夠發(fā)揮的作用。[13]邵麗坤探討了“滿族說部”在當代靜態(tài)與動態(tài)相結合的多元化保護與傳承方式，[14]她還與劉國偉、朱立春共同撰文分析了“滿族說部”傳統(tǒng)傳播存在的問題和原因，認為應發(fā)揮好新媒體的優(yōu)勢，探索多元化的傳播媒介，[15][16]陳鵬和穆希琳提出用“重建”“再演”的雙軌結合方式來應對社會變遷中滿族說部活態(tài)傳承面臨的困境。[17]此外，還有學者探討了“滿族說部”衍生產品[18]和APP的設計與開發(fā)。[19]

　　滿族民間故事研究也有相似的趨勢。樣本文獻中2008年發(fā)表的第一篇研究滿族民間故事的論文就是闡釋滿族民間故事的史學價值、哲學價值及民俗價值。[20]2011年，江帆分析了滿族民間敘事中蘊含的獨特而深厚的文化質素與文本張力。[21]2013年，詹娜探討了滿族民間文學的史料價值。[22]2015年后樣本文獻中開始出現(xiàn)探索滿族民間故事傳承傳播新形式的研究，如，代俊波論證了利用虛擬現(xiàn)實技術對包括滿族民間故事在內的滿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數(shù)字展館的設計與實現(xiàn)方案，[23]他還與其他作者合作介紹了基于新媒體技術的長白山滿族民間故事閱讀推廣平臺的建設[24]和動畫短片創(chuàng)作。[25]王銳、任玉函解析了由滿族民間故事改編的滿漢融合二人轉的藝術性和可觀賞性，認為這種結合符合當下大眾化的接受方式，是非遺傳承保護的新范式。[26]

　　“赫哲族伊瑪堪”的晚近研究也關注到了新媒體數(shù)字化保護[27]、在新媒體語境下的演述與傳播[28]、如何與媒介生態(tài)共生發(fā)展[29],以及如何與鄉(xiāng)村振興相互促進[30][31]等議題。“鄂倫春族摩蘇昆”“錫伯族民間故事”“鄂溫克族民間故事”樣本文獻總量較少，但也有關注非遺項目當代傳承的研究文章，如李連影探討了在當代語境中鄂倫春摩蘇昆社區(qū)教育傳承的創(chuàng)新路徑，[32]王興勝和王孚論述了高校教育資源如何助力錫伯族民間故事等錫伯族文化傳承發(fā)展；[33]遲鳴和周金月則以鄂溫克民間故事《太陽花姑娘》為例，討論了民族題材電腦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的教學設計與課程實施。[34]

　　總體來看，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者不局限于價值研究和文本分析等傳統(tǒng)的研究路徑，能夠密切跟蹤這類非遺隨著環(huán)境變化在內容、形式以及傳承方式上發(fā)生的變化，關注當下保護實踐，積極探索提升非遺可見度和多樣化傳承傳播的創(chuàng)新方法。

　　2.由更關注“作品”轉向更關注“傳承人”。

　　非遺是活態(tài)遺產，非遺保護應秉持“以人為本的過程性保護”策略[35],然而，在中國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實踐中，尤其是在早期，往往更重視作品和文本而輕視人與過程。以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國家級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為例，從2006年第一批列入的“滿族說部”,到2021年第五批列入的“鄂溫克族民間故事”,遺產項目名稱均是講述行為的產物，而非講述行為本身，既沒有體現(xiàn)“人”也沒有體現(xiàn)“過程”。隨著各行動方對非遺保護認識的提升，重物不重人的情況已有所轉變。在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相關研究中，這一轉變較早就出現(xiàn)了，對傳承人的關注和研究不但較多而且持久。樣本文獻中共有27篇論文專門研究傳承人或以傳承人研究為主，時間跨度從2007年直至2023年。高荷紅、江帆、詹娜、汪立珍、侯儒、邵麗坤、王丙珍均發(fā)表多篇文章研究傳承人的論文，其中對滿族說部傳承人、赫哲族伊瑪堪傳承人關注較多。

　　多位學者對具有多重身份的滿族說部傳承人有較集中的討論，如，高荷紅考察了由于傳承方式的改變而形成的滿族說部“知識型”傳承人富育光，[36]剖析了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認定制度的優(yōu)缺點，并以富育光為個案，解讀了非遺保護過程中國家話語與傳承人之間的博弈；[37]王琨認為，將集講述者、收集者、研究者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富育光認定為“滿族說部”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體現(xiàn)了非遺傳承人認定標準的靈活性，有助于非遺活態(tài)傳承；[38]汪立珍探討了富育光講述傳承滿族說部的家族性[39];詹娜、江帆分析了滿族說部傳承人“文人”與“精英”的特質，并探討了這一特質的來源及對滿族說部的建構與傳承產生的影響；[40]邵麗坤將兼具傳承、創(chuàng)作、文化研究等多重角色和才能的滿族說部傳承人定義為“復合型傳承人”,并以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富育光、趙東升為例，分析了這一類型傳承人的特質；[41]朱立春[42]、王丙珍[43]就成長經歷、滿族說部的搜集整理及傳承等問題對富育光進行了訪談。

　　對赫哲族伊瑪堪傳承人的研究則較為關注代際傳承，如，汪立珍探討了三代“伊瑪堪”歌手在赫哲族歷史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闡釋了赫哲族伊瑪堪遺產化后，作為非遺傳承人的“伊瑪堪”歌手的使命和作用。[44]吳璇則對伊瑪堪四代傳承人尤貴連、尤金良、尤文蘭、尤文鳳、尤忠美的傳承狀況、說唱風格、傳承特點進行了分析。[45]侯儒對赫哲族伊瑪堪傳承人尤文蘭[46]、吳明新[47]、胡藝[48]進行了口述史研究，探討了伊瑪堪的傳承機制。蔣滿娟以尤文鳳為個案，運用生命歷程理論考察其學習和傳承伊瑪堪的具體過程。[49]

　　鄂倫春族摩蘇昆傳承人、滿族民間故事傳承人也得到了學者關注，如，王丙珍訪談了鄂倫春族摩蘇昆國家級傳承人莫寶鳳[50]、孟淑珍[51];高荷紅探討了以筆述和書寫見長的非典型性滿族民間故事家的獨特價值及其故事的內在特質。[52]詹娜考察了“滿族民間故事”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愛新覺羅·慶凱滿族故事講述的發(fā)生場域并分析了其故事講述的風格與個性，[53]還從傳承人、聽眾、講述場域三個傳承鏈條分析了造成當下滿族民間故事傳承與百姓日常生活相隔離的原因。[54]

　　3.多民族多非遺項目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日益增多。

　　2011年之前，樣本文獻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單一民族的單個非遺項目，2011年之后，多民族多非遺項目或單一民族的多個非遺項目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日益增多。從2011年至2022年，共有24篇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文章。比較集中的是對黑龍江省人口較少民族的說唱藝術赫哲族伊瑪堪、鄂倫春族摩蘇昆及達斡爾族烏欽的比較研究，如，王曄從曲藝音樂的角度分析了三者在音樂形態(tài)、藝術特色、多重價值，以及保護傳承方面的共性；[55][56]周虹池分析了三者的本體特征、世代傳承的綜合原因及在當代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57]湯洋則闡述了三者的內容、發(fā)展現(xiàn)狀及取得的成果，并探討了加強三者的保護與傳承對黑龍江省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意義。[58]其他非遺項目也得到了學者的關注，如，邵麗坤從主題、傳承方式、故事情節(jié)構成方式、講唱形式等方面比較了滿族說部與赫哲族伊瑪堪的異同，[59]從敘事背景、英雄形象及保護傳承現(xiàn)狀比較了滿族說部、伊瑪堪和摩蘇昆，認為民族語的式微對三者的傳承造成了威脅，但各行動方也在不斷探索與嘗試創(chuàng)新的傳承方式，賦予其新的表現(xiàn)形式和新的內容。[60]趙英華分析了黑龍江赫哲族“伊瑪堪”和“嫁令闊”在來源、形式與分類、音樂特點、內容特點、音樂和文學價值上的異同。[61]此外，還有學者將赫哲族伊瑪堪與境外口頭文學進行比較研究，如，陳靜從主題學層面分析比較了赫哲族伊瑪堪與《荷馬史詩》的異同，[62]李娟、王振平從形式與內容上比較了赫哲族“伊瑪堪”和日本阿伊努族“優(yōu)卡拉”的異同，從文學角度解讀東北亞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情況。[63]

　　在綜合研究方面，學者們將研究對象范圍從民間文學類擴展到傳統(tǒng)美術、傳統(tǒng)舞蹈、傳統(tǒng)戲劇、傳統(tǒng)技藝、民俗等其他門類的非遺項目，如，于富業(yè)綜合分析了遼寧省滿族國家級非遺項目醫(yī)巫閭山滿族剪紙、撫順地秧歌、滿族民間故事、岫巖皮影、滿族刺繡的特點與價值，提出了保護與傳承對策；[64]徐美群探討了新農村建設中保護與傳承赫哲族多類別非遺項目應遵循的原則，并提出了對策建議；[65]劉曉春和關小云分析了現(xiàn)代化進程中和外來文化沖擊下鄂倫春族各類非遺項目面臨的威脅和風險，提出應盡快建立科學、有效的保護體系。[66]

　　4.多學科多視角研究逐漸興起。

　　非遺涉及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作為保護手段之一的非遺研究也必定要由多學科學者共同參與。多學科綜合研究有利于對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的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樣本文獻的293位作者來自語言文學、音樂學、傳播學、圖書館學、博物館學、歷史學、人類學、教育學、檔案學、法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以赫哲族伊瑪堪研究為例，由于其“說”與“唱”相結合的表現(xiàn)形式，不但有語言文學領域的研究者分析其口頭文學的特征、薩滿詞語、翻譯策略，還有音樂學者分析其音樂特征和藝術特點，有傳播學者探討其傳播機制和視聽語言表達，有經濟學者討論伊瑪堪助推鄉(xiāng)村振興的路徑。

　　樣本文獻中有多篇關注了“文化生態(tài)”問題，如將赫哲族伊瑪堪納入其所處的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以整體研究的視角探討面臨的困境和保護傳承措施。[67][68]在非遺建檔與展示方面亦有多位學者分享了有價值的探索，如，鄧君、呂佳、王志宇對滿族民間故事口述檔案進行本體模型構建，以可視化方式呈現(xiàn)各知識單元之間的關聯(lián)，實現(xiàn)了滿族民間故事口述檔案細顆粒度的知識挖掘；[69]莊善潔、崔廣麗分享了對伊瑪堪等赫哲族語言文學類非遺的知識挖掘與數(shù)據(jù)庫建設實踐；[70]張金霞和柴明明以一次滿族說部文獻特展為例，對滿族說部的調查、記錄、整理、研究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文獻進行資源構成分析，認為這些豐富且有層次的文獻資源可以在自然語境缺失的情況下成為受眾了解非遺項目的有效載體。[71]

　　難能可貴的是，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保護進行了理論和方法論反思，如江帆以滿族民間故事、錫伯族民間故事等6個遼寧省的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為例，反思了“非遺保護”在給瀕臨失傳的民間文化帶來機遇的同時，也使其面臨去語境化傳承的負面影響，非遺視域下的故事語境和文本形態(tài)都變得更為復雜，有必要立足于動態(tài)又鮮活的“田野”,對以往使用的“民間文學傳承人”“敘事語境”“文本生產”等概念進行拓展和重新界定。[72]王琨以滿族說部和滿族民間故事為例探討了民間文學類非遺項目申報與保護的標準問題，認為應在學術界、政府及民間這三者間找到平衡，基于“地方認同”和“尊重敘事傳統(tǒng)”制定彈性化標準。[38]王威認為，不應用書面文學研究的標準規(guī)范、衡量作為赫哲族口頭傳統(tǒng)的伊瑪堪，而應將其置于口頭詩學的框架下進行分析和研究。[73]

　　五、結論

　　通過對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的294篇樣本文獻的數(shù)據(jù)分析可以看出，文獻數(shù)量年度分布呈波動上升走勢，但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研究文獻數(shù)量分布較不均衡，以“赫哲族伊瑪堪”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占比接近半數(shù)。樣本文獻刊載于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qū)出版的127種期刊，《黑龍江民族叢刊》刊載量最高，出版地在黑龍江的期刊最多，出版文獻較多的地區(qū)與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分布較多的地區(qū)具有高度重合性。樣本文獻共有293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共203位，核心作者共10位),來自中國境內124所機構，位于東北和華北的北方院校和研究院所發(fā)文量較多。從合作研究情況來看，不論是作者間合作還是機構間合作，都是以獨立研究為主，合作研究占少數(shù)，合作方式多樣，沒有形成明顯的合作網(wǎng)絡關系。根據(jù)樣本文獻關鍵詞突現(xiàn)圖譜和文本細讀，可以分析總結出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趨勢：第一，由注重歷史溯源和價值研究轉向注重當代非遺保護傳承實踐；第二，由更關注“作品”轉向更關注“傳承人”;第三，多民族多非遺項目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日益增多；第四，多學科多視角研究逐漸興起。

　　然而，從樣本文獻也可以看出，滿通古斯語族諸民族民間文學類非遺研究的不足之處，如，非遺保護是以人為本的過程性保護，但從樣本文獻所反映的研究狀況看，關注了人與語境，卻較少關注“過程”;有多學科多視角研究，而學科間合作研究和整體性研究較少；多篇文獻關注了非遺與經濟發(fā)展，提倡非遺開發(fā)、非遺與旅游結合，但較少提及過度商業(yè)化和旅游對非遺保護的不利影響及應對措施；文獻中仍有“本真性”“原生態(tài)”“世界級非遺”等不當用詞，反映出非遺研究者對《非遺公約》精神理解尚需深入；此外，雖然有些非遺項目是跨境共享的，而且“赫哲族伊瑪堪”已被列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樣本文獻中國際合作研究和國際非遺保護視野尚欠缺。未來該領域研究者可在上述不足的方面做進一步研究和探索，并密切關注非遺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大遺產觀、非遺系統(tǒng)性保護以及非遺所體現(xiàn)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前沿領域。

 

　　作者簡介：郭翠瀟,女，黑龍江肇東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口頭傳統(tǒng)數(shù)字化建檔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62DA160) ;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zhàn)略重點學科“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項目 

 

文中注釋和參考文獻從略，請見原刊。